春风满怀四月天

而, 律师立法参与角色的成功扮演、参与途径的畅通和拓展、实际功效的顺利取得，依赖于外部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的营造以及法律层面立法的完善，制度的创建、推进与深化给予的充分保障。

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由正式合同确定或本意向书对任何一方都不产生权利或义务等。在现代社会中，交易日趋复杂、谈判过程越拉越长，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避免缔约方轻易投入成本导致资源浪费。

向朋友咨询的，则不构成法律行为。尽管如此，美国法的实践操作与英国法并没有什么区别。[62]这种行为超越了计算目的，常常是利他的。我国《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 号）第 13 条、第 14 条及《侵权责任法》第 35 条涉及前两种情形，理论与实务对此均无多大争议。甄别哪些合意行为构成法律上的行为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私法自治原则的确立。

其后，CAI 的主要股东将其资产出售于第三方，引发诉讼。[84]王泽鉴: 《债法原理》( 1) ，第 201 页。而无宁是在说，给定功能分化的事实，政治系统和诸多功能系统一样，只能在各自限度内为生态风险的解决做出贡献。

卢曼借用法律人熟悉的如果(if)……那么(then)……这一条件程式[22]来说明这两方面的结合。或者说，只有法律本身才是法官判决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的确，卢曼不遗余力地表明了自己对历史演化而来的、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现状的关注与尊重。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从结构上分化成不同的功能系统。

[18]这，看上去像是同义反复。——虽然这种对现状和实然的认识可以顺带揭示出：某些教导人们应当如何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从而有助于减少无用的激动（前言P18）。

比如说，一场由化工厂原料泄漏造成的河流污染事故，可能同时引起法律系统和传媒系统的关注。之后，才有法律系统应当应对的生态风险出现。理解这些之后，接受合理性乌托邦的指导就是有意义的：可以看看能否以及如何利用功能系统去提供更符合理性并更多将环境包括在内的解决方案。这个标准不是别的，正是法律规范。

另一方面，在依据法律规范进行合法/不合法的判断过程中，会有认知的因素加入。然而，正如法律规则因抽象而具有一般适用性一样，卢曼理论的抽象也有同样的效果。卢曼对现代法律如何应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因而属于少有的例外。再如，卢曼基于系统有限认知信息能力，评论说西方环境运动原则完全正确，就是没人听得进去（P89）。

考虑到这多少与其文风晦涩有关，本文在努力理解卢曼复杂理论的同时，尝试使用比较浅白的表达，为此斗胆放弃了一些卢曼从多学科借用因而相对较难理解的一些术语，如自我指涉[41]和二阶观察[42]，同时仍然希望保留卢曼使用这些术语所传达的洞识。卢曼说，在解决生态风险方面，政治系统并不比其他功能系统更特别（P184）。

[9]因此，本文选择从卢曼对法律的讨论入手，带着如下问题与卢曼一起思考：现代法律如何应对生态风险？二、卢曼眼中的法律：功能与结构（一）法律的功能：稳定规范性预期法律在古代文明中亦存在。这种先后顺序作为既定的历史事实，意味着：在认知生态风险时，法律系统受限于它自己特有的功能及与此功能相适应的、特定的运作机制。

（一）由条件程式转向目的程式？卢曼多处论及条件程式与目的程式（purpose-oriented programmes）的不同。而对事实会如何的认知，具有开放性。他只是将自己的研究锁定在有经验予以参照事实，即功能分化如何从历史演化而来又在如何起着作用。否定这种现实的话，就只能归于天真了。这种无知，不会因为我们将问题从法律系统转到政治系统、或别的什么系统（如经济系统或科学系统）就会奇迹般消失。另一方面，即使政治系统经过民主审议程序，——同时也是法律系统中的立法程序，——颁布了生态风险的有关法令，这里发生改变的也只是法律系统的条件程式，而非合法/不合法的二元编码。

所以，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让那些希望对生态沟通的讨论能够对迫切有待解决的生态有所贡献的人失望了。政治，在这里标示的，是既非合法亦非不合法的第三种情况，或者说，合法性待定的问题

在系统的特有频率之内，法律系统又是高度敏感的，其对生态风险的共振也可能因此而过多。——而一旦法律系统丧失自主性，成为政治系统的附庸的话，很难想象，它还能发挥其不同于政治的独特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这些处理是否恰当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三）回到系统/环境的区分？在卢曼看来，系统/环境之间的区分是应对生态风险时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状况，一种不可回避的局限条件。

（一）由条件程式转向目的程式？卢曼多处论及条件程式与目的程式（purpose-oriented programmes）的不同。用这种并非生搬硬套的方式去理解和应用卢曼的研究，我们就能真正得到助益，甚至可以得出一些相当具体的启发。政治和法律之间因立法活动而发生的、不同寻常的紧密联系，仍只能以有高度选择性的共振方式发生。他说，在环境法规范大潮中，法律在异质的不同领域发展，这是否会导致出现一种包容性的法律类型（encompassing categorization）、甚至发展出一种特别的法律论证模式，还有待观察……（P74）只是，卢曼认为，社会学家应当研究社会学可以确认为是事实的东西[40]。

否定这种现实的话，就只能归于天真了。现代法律人很容易相信：通过把生态风险相关的一些棘手问题标记为 政治问题，并声称民主政治程序能够制造法律系统内缺乏的共识，并将此共识通过立法活动转化为法律规范之后再进入法律系统，法律系统就可回避对之做出上述必然会受到指责的任意决定。

换一种视角，我们甚至也可以说，系统能做的相当多。法官在做出裁判时，考虑某一特定信息的方式、对该信息意义的理解，也与法律系统之外的主体（如经济系统中的商人），对该信息的考虑方式和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规范性预期不同于认知性预期或学习性预期。考虑到这多少与其文风晦涩有关，本文在努力理解卢曼复杂理论的同时，尝试使用比较浅白的表达，为此斗胆放弃了一些卢曼从多学科借用因而相对较难理解的一些术语，如自我指涉[41]和二阶观察[42]，同时仍然希望保留卢曼使用这些术语所传达的洞识。

而且，作为从非决定论的演化论中获益良多的学者，他也深知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复杂系统演化中的作用。另外，卢曼以社会学中的黑格尔而闻名于世，其理论体系庞大内容艰深，使读者常有望洋兴叹不知从何着手之感。卢曼对现代社会的研究几乎是无所不包的：[4]法律、政治、经济、艺术、宗教、信任、权力以及作为激情的爱[5]。在法律系统内部，没有什么可以保证这类实质性的目标一定会达成。

——的确可以说，在卢曼眼中，系统能做的极少，但 极少并不等于没有。与卢曼的许多批评者所以为的[38]相反，卢曼自己并未否定这样一种超越的可能性。

[11]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法律一直具有维持规范性预期的社会功能。这种先后顺序作为既定的历史事实，意味着：在认知生态风险时，法律系统受限于它自己特有的功能及与此功能相适应的、特定的运作机制。

而对事实会如何的认知，具有开放性。这样的学者，居然会屈尊关注生态危机这一俗世之中的热点问题——这也许可以说明：现代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已经达到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的程度了。